2025-08-10 19:04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内,来自8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齐聚一堂,33国代表在《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上郑重签名。
旧湾仔警署大楼即将迎来新生。这座殖民时期的执法机构,如今被选定为国际调解院总部所在地,即将变身为展现东方调解智慧的新地标。
2022年,当中国联合印尼、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近20个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国际调解院时,西方媒体曾质疑其可行性。
三年后的今天,全球首个以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在香港正式落地,创始成员国从最初9个扩展至33个。亚非拉国家用集体行动表达了对西方主导的“双标”国际规则长期不满。
2024年初,海牙国际法院对墨西哥起诉厄瓜多尔违反国际法案件的处理引发全球哗然。法院以“程序不合规”为由拒绝受理,而背后原因被曝出是厄瓜多尔与美国存在军事合作。
这不是孤例。1984年,尼加拉瓜起诉美国支持武装,法院判决美国赔偿,却因美国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而“不了了之”。
海牙国际法院的“先天缺陷”暴露无遗:15名法官中5席由安理会五常“内定”,其余席位长期被欧美国家占据多数。发展中国家直言:“这里不是法院,是西方政治工具。”
当WTO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法官任命而停摆多年,当国际仲裁费用动辄数百万美元令小国望而却步,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正遭遇空前危机。
“西方主导的机制‘双标’严重,效率低下。”中国政法大学武长海教授点破要害,“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常常强加于争端各方”。
2023年3月,北京传来震动世界的消息:沙特与伊朗这两个中东宿敌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中国式调解的秘密在于:不公开施压,而是通过经济合作建立信任;不搞“赢家通吃”,而是寻找利益交汇点;不追求媒体曝光,而是尊重当事方尊严。
这一成功经验迅速转化为制度创新。2022年俄乌冲突后,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正式提出国际调解院构想,以谈判代替对抗,用商量代替强权。
2024年10月,香港举行的第五届谈判会议上,《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完成谈判。初始的9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吉布提——代表着变革的起点。
今天,当33国代表(不完整名单:中国、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在公约上签字时,国际调解院的创始成员国版图已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近80个国家与20个国际组织代表齐聚香港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表明这一机制的生命力。
创始阵容传递强烈信号: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巴基斯坦作为世界重要国家,白俄罗斯身处俄乌冲突前线,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声音。这些国家选择加入,是对西方主导体系投下的“不信任票”。
“国际诉讼对发展中国家负担太重”武长海教授道出关键,“一旦进入国际司法或仲裁程序,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成本巨大”。而国际调解院平均调解周期不超过6个月,无需天价律师团,大幅降低维权门槛。
这一机制设计直击痛点:调解协议可转化为商业合同、投资条款甚至国内法律,避免成为一纸空文。2024年公约特别写入“尊重文明多样性”条款,允许法系、大陆法系等规则并存。
国际调解院不是“和事佬”的简单升级。作为“以条约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标志着国际法治领域的重大创新。
与传统对抗式司法不同,调解院的运行逻辑是:不设强制管辖权,争议双方自主选择调解员;不搞公开审判,保护各方尊严;不追求“你输我赢”,而是促成双赢。
中国的实践已证明其可行性。2024年,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在北京达成和解协议,结束17年分裂局面,成立临时民族和解政府。和解内容之务实、涵盖面之广,超出所有国际观察家预期。
“调解不是息事宁人,而是寻求最大利益公约数”一位参与北京调解的外交人士透露,“当各方放下立场之争,聚焦实际利益时,解决方案往往就在眼前。”
国际调解院还建立了专业人才库。调解员来自中立第三方国家,需具备跨国法律经验和文化理解力。香港作为总部所在地,将依托“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持续输送专业力量。
国际调解院总部选址香港旧湾仔警署,这座殖民时期的执法建筑将转型为东方调解智慧的新地标。这一定位背后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
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香港普通法系与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同根同源,在法律理念、原则和具体规则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相通性。这使得国际社会,尤其是遵循普通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对香港的法律环境更为熟悉和认可,容易接受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所在地,减少因法律体系差异带来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增强国际社会对调解结果的认同度和执行力。
普通法系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遵循“先例约束原则”。香港拥有丰富的普通法案例资源,这些案例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裁判经验和智慧,能够为国际调解院在处理各类复杂国际争端时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借鉴,帮助调解员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做出更加公正、合理的调解方案。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不受任何干涉,能够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对于国际调解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调解过程中可能涉及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2023年数据显示,香港已处理超过2000件跨境商事纠纷,建立了一套成熟高效的调解体系。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支持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服务中心”。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成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将大大提升‘东方之珠’作为全球调解之都的影响力。我们期待在这里见证更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就在公约签署前夕,央视对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专访引发关注。也门外长表示“实质性和平谈判仍处停滞”,而胡塞方面强调“反对美以霸权集团”。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是国际调解院的首单“业务”信号。
若也门问题成功调解,其示范效应将远超沙伊和解:标志着中东最后一个主要战场走向和平,中东各国将更加团结,美国分化中东的策略彻底落空。
这一机制更承载着文明对话的使命。王毅外长在签署仪式上强调:“蕴含和合共生的文明智慧,彰显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理念与现代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在这一平台上实现融合。
日内瓦的万国宫与海牙的和平宫曾被视为国际秩序的象征,如今香港湾仔的旧警署大楼正悄然改写历史。
国际调解院首批调解员名册中,来自国家、非洲联盟和东盟的法律专家比例远超西方主导机构。
当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代表在央视专访中不约而同表示反对外部干涉时,国际观察家注意到一个细节:双方采访背景中都摆放着国际调解院的宣传册。